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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述：1937年3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饬令该行改组，改为官商合办银行。将原有商股资本经官方折减为一五折，计526110元，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，加入官股3473890元，合成资本总额400万元。国民政府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傅汝霖氏出任董事长，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胡祖同兼任总经理。改组后，与四明银行、中国通商银行、中国国货银行合称“小四行”。当时行中正值风雨飘摇之际，傅氏之锐意经营，加强人事管理，积极振兴业务，一切渐趋稳定。孰料抗战突临，原定步骤无法实施，且随时势之推移，不能不急作应变之处理。于是一面撤退沦陷区各行处分别裁并；一面总行西迁。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总行随政府迁至汉口，再转香港。同时在重庆设立分行及办事处。“以作整个组织之联系。”1940年间，侨商拟向国内投资，请将官股转让侨商承受。奉令准侨商股本加入，遂将资本总额增加为八百万元。内商股四百五十万元，官股三百五十万元。全行职员共六百余人。除原创办股东多数散布平、津、青、济等处外，余者多在上海及华南等处。股东股额为零星，共有五百余户。“数年间，沿海各分支行、处均随战争之转进而陆续撤退。重于西南桂林、梧州等地新设机构，拓展业务。与东南之福州、温州等地行处取得联系，协助各地生产事业亚投资川中工矿事业，在艰苦中始终与实业方面密切合作。行中业务亦赖傅氏悉心筹划，由艰难而稳定，亚已由稳定而步入复兴之途。古所谓:无昏昏之行者，无赫赫之功。其获有今日之成就者，固非一蹴而就也”。
自抗战爆发以后，中国实业银行加强了生产投资。遵照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，银行“对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凡有关国计民生著有成绩之公司、厂号，曾量力参加投资，从事辅助，计先后投资合共国币七.一三八.九六九.一七元。共分配如下：（一）工矿事业如华安矿业公司、中国兴业公司、四川水泥公司等，计共四.二一八.0一八.四0元；（二）交通事业如川黔铁路公司等，计共一七一.四00.00元；（三）专卖事业如贵州仁边官盐运销处，计一.七六0.000.00元；（四）其他企业如中国毛纺织厂、建业企业公司及新中国建设公司等计共九八九.五五0.七七元。”
旧股东对1937年被迫折减股额及1940年加入侨商股本，表示不满，一再争执，最后于1945年间商得折中办法：将资本额增为一千二百万元，内商股应增之部分尽量由旧商股股东分得之，俾得将前被折减之股额恢复原额。时曾在四百万元中提出十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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